2026年1月21日，中国法治与人权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社会科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步云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 李步云与江平、郭道晖并称为中国的“法治三老”。在李步云的学生、广东工业大学法院长陈佑武看来，“法治三老”各有所长：李步云在法理学和宪法学领域推动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入宪，郭道晖聚焦权利与公权的制衡，江平则致力于在民商法领域捍卫私权。 陈佑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步云善于把握火候，整合资源，抓住时机顺势而为，在恰当的节点将学术理念转化为能被决策层采纳的建议，有一定的超前，但又不激进。他不看风向看规律，对人权和法治建设始终保持一贯的立场和观点，这使得他的“建设性”能够被信任，也影响了改革开放后法学界的一代人。 他生擅长湖南娄底，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影响很深。他17岁上朝鲜战场，三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左手伤残。1957年，他考入北大法律系，深受北大民主与科学传统的熏陶，目睹校长马寅初因新人口论受到猛烈批判却决不屈服。研究生导师张友渔“求实、创新、严谨、宽容”的治学理念，也刻进了他的学术生命里。 那时，他的导师张友渔担任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友渔夫人韩幽桐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被誉为法学界的“神雕侠侣”。在法学所工作的李步云得到了很多发表观点的机会，他的名字在几家大报的理论版频频出现。 在解放思想大讨论中，李步云1978年1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一文。这被视为法学界最早突破思想理论禁区的文章之一，也是人权理论界的第一篇文章，引发了学界的第一次人权大讨论。不久后，《红旗》杂志约他整理该文，他感到新的一页即将翻开，异常兴奋地连续工作了一星期，其中有三天三夜几乎没睡。他后来怀疑，自己过早谢顶与此有关。 1979年9月，李步云与法学所同事王德祥、陈春龙合写了《论以法治国》，首次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应当实行“以法治国”方针。学界自此开始了一场关于“法治与人治”的近20年学术争鸣，李步云一直是坚定的“法治论”者。 李步云后来回忆，上述两篇理论文章虽然观点超前，但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压力，而颇受非议的是他的另一篇更激进的文章。 听说“文革”中一些老干部在监狱中受到迫害的情况后，李步云很受震动。1979年10月，他和徐炳共同撰写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发表在《人民日报》。该文从理论上论述了罪犯的公民地位，提出要保障罪犯的人权。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大风波，也被一家司法机关点名批评。情况上报中国社科院后，张友渔表态：这篇文章观点是对的，顶多是说早了一点。 李步云曾回忆，当时压力非常大，但他心境平和，相信自己是对的。因为当时人心思治，人心思法，法治和人权是人民的普遍渴望和要求，即使他不提出来，早晚也会有其他人提出来的。 1979年7月，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办副主任邓力群要求中国社科院指派一人去中办研究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前身），参与《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起草，法学所决定派李步云去。 由李步云执笔起草的这一文件在1979年9月9日正式下发，又被称为“64号文件”。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提法。李步云提出的“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应当取消”的建议，也在这一文件中得到了采纳。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后来评价，这个文件是关于政法工作最重要、最深刻、最好的文件之一。 1980年7月，李步云被正式借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此后一年，他吃住在中南海，每天工作16个小时，经常忙到凌晨3点，多次为中央领导起草讲话稿。 那时正值修宪前夕，作为研究室里唯一一位法学出身的工作人员，李步云到任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起草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是叶剑英代表中央对修宪定调。李步云写进的民主立法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在宪法修正案（即“八二宪法”）中获得采纳。 李步云全程见证和参与了“八二宪法”的起草和讨论。1981年底，他在《人民日报》上连续撰写《宪法的结构》 《什么是公民》等10篇文章，对修宪提出意见和建议，大多被采纳。 李步云在中南海工作一段时间后，领导有意将他正式调入。他犹豫了很长时间，还是认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在机关工作，回到了中国社科院。 但中南海这段工作经历让他体悟到学界与决策层的关系，看到了个人对法治进程可能发生的影响和改变。因此，他很鼓励和支持年轻一代学者从政。 现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信春鹰是1981年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理室工作的，她参加的第一个集体项目是院重点项目“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问题”。李步云建议她从问题视角出发，还帮她联系与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办公室相关人员座谈。信春鹰回忆，李步云对她影响最大的是他研究现实问题的态度。她说，几十年来，法学界的理论探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浪尖峰谷，李步云教授从未脱离过思想解放的主流”。 回到中国社科院后，李步云继续与政法系统官员保持密切交流，给中央高层和地方各级领导讲课、做专题讲座，阐释和主张“依法治国”及人权入宪。他很少在敏感时期或就敏感事件公开表态，而是选择在各种场合利用一切机会向高层当面提建议，既能善意提醒，又不会让高层感受到舆论压力。 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治局决定每年举办两次法制讲座。1995年12月，李步云作为法制讲座课题组成员，在讲座上建议将“制”改为“治”。1996年至1998年，法学所课题组数次为中央政治局讲法制课，李步云是主要成员。他还就法治问题在全国各地作了数十场专题报告，发表了10多篇相关论文。 李步云曾感叹：从刀制到水治，经过20年改一个字。他认为，这两者有几点主要区别：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而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和方略；法制是一个中性词，而法治的前提是良法；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法律和制度，但不一定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权理论研究开始破冰。这一年，李步云和王家福、刘海年等人组建了国内第一个人权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他邀请法学所一位著名学者加盟，对方问：“你们搞人权是真搞还是假搞？”李步云说：“困难会有，但我们可以‘弄假成真’嘛。” 在人权事业上，郭道晖的学术思想与李步云相当一致，彼此支持。两人都是湖南人，都“不知老之已至”，私下学着年轻人以“铁杆哥们儿”相称。 李步云的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所所长刘作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郭道晖和李步云都以思想性见长，当年李步云担任《法学研究》主编，郭道晖担任《中国法学》主编，这两本杂志引领了中国法学思想解放的潮流。两位主编自己就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不断在报刊上发表开风气之先的重量级学术文章。 2000年7月，67岁的李步云从中国社会科法学研究所正式退休。他受湖南大学之邀，南下担任湖南大学法复建后首任名誉院长。 李步云在湖南大学组建了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主编高等第一部《人权法》统编教材和《警察执法与人权保护》等专用教材，每年为法本科生讲授“人权法”课程。他还与丹麦、瑞典等国人权机构合作，主办了多期研讨班和培训班。 从2002年起，李步云在湖南办了四期人权培训班，听众包括公、检、法、司、监狱以及残联、妇联、工会等机构负责人。他还为湖南省160位公安局长作人权培训，讲解在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等各环节中该如何保护人权。他认为，在最敏感的领域有所突破的话，将对人权事业发生巨大的推动。 2003年6月，李步云作为宪法专家小组五位成员之一，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的修宪专家座谈会，被要求第一个发言。他和徐显明力主人权入宪。最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2004年宪法修正案。 2004年，李步云受邀南下，与陈佑武一同在广州大学创建了人权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人权研究院）。这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有固定编制、固定办公经费、固定科研场合的实体人权科研机构。 李步云筹划在广州举办一次针对监狱系统的人权培训。有着“中国人权法第一人”之誉的他在公检法系统知名度颇高，双方一拍即合。培训班的名字和培训内容一改再改，最终定为“广东省监狱系统‘人权理论与实践’研修班”。 2005年6月20日，研修班在广州大学开班。一个星期里，全省26位监狱长在课堂上与知名学者一起探讨人权保障。李步云说：“这是反映社会文明的一个特殊窗口和视角。” 李步云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在全国的东、南、西、北和中部地区各建立一个“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同意。此后，国家于2011年、2014年、2020年分三批在高校设立了14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李步云和陈佑武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设置人权一级学科博士点。他们提出，这样可以占据学科制高点，体现国家人权事业成就，以科学化应对政治化的挑战。2023年，吉林大学获批人权学一级学科首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那些年里，李步云一年四季在北京、广州和长沙三地来回奔波。朋友们开玩笑说：“他这是忙着四处‘鼓吹’人权。”他有三处宅电和三个手机号码，要找到他经常要将几个号码拨个遍。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并不老，也就三十多岁。” 陈佑武说，回看李步云的一生，他在仕途上屡屡“失意”，总是与各种头衔和荣誉失之交臂。但每一次“失意”，反而让他得以更专注于学术，成就了他学术上的发展。2006年，他被评为中国社会科荣誉学部委员。 2013年，李步云倡议发起了民间法学奖“李步云法学奖”。奖项每年评选和颁奖一次，国内国外各一人。郭道晖、张文显、吕世伦、李龙、刘海年、陈弘毅、徐显明、文正邦、李林、韩大元、张永和等著名法学家先后获奖。 2016年，在寄血鉴定胎儿性别案件中，浙江省警方刑事拘留了参与运输血液至境外鉴定的人员，检方依据浙江省高院2012年制定的《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以“非法行医罪”提起公诉。曾参与2009年立法法修订工作的李步云意识到，只有“两高”有权作出司法解释。他在2018年1月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当年7月收到复函。浙江高院表示，将商同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停止执行相关条款。 在刘作翔看来，就一个省高院的规范性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起合宪性审查，直接推动问题解决，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可以载入中国法制史册。 陈佑武说，与人生经历更为复杂坎坷的郭道晖和江平不同，李步云相对平稳的人生经历使他一直有一颗天真的心。他对人不设防，习惯性对人做最好的设想。别人问他联系方式，他会把邮箱的账号和密码一并和盘托出。 刘作翔说，李步云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儒雅。这种儒雅，不只是外在的风度或气质，而是一种持久修炼而成的品质，代表了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 时任湖南大学法副教授、副院长蒋海松专程到北京，对李步云进行了一周的访谈。为了节约蒋海松的时间，年近90岁的李步云头一天晚上就住进了同一间酒店，第二天早上6点多就敲开了蒋海松的房门。 2020年，蒋海松参与筹谋并主持了“法治三老”对谈沙龙，92岁的郭道晖、90岁的江平和87岁的李步云同台泛论。这之后，三老几乎不再有同台共话的机会。李步云的身体每况愈下，江平于2023年逝世，郭道晖久居养老院。 2023年8月，书剑人生——李步云先生九十华诞志庆在京举行，到场近三百人。李步云坐着轮椅早早到场，躬身致辞：“学术是我的生命，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我这一生能研究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有所贡献，都要归功于这个时代。” 让蒋海松深感遗憾的是，未能在李步云生前写完他的传记。“这是李老晚年最大的期待之一，也是我抱憾终身的事。我发愿，一定要完成这本传记。”蒋海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李步云曾告诉蒋海松，他就读的云门寺小学在一座寺庙旁，母亲和姐姐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后来回忆，云门寺的菩萨、母亲的慈悲，对他走上法治与人权研究之路有一定影响。因为，说到底，人权也就是关心人，“特别是苦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