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向反对美国得到格陵兰岛的欧洲国家挥舞关税大棒。特朗普宣布美国将从2月1日起对丹麦、挪威等八国的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从6月1日起，加征关税的税率将提高至25%，直到相关方就美国“全面、完全购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 特朗普2025年上任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对此，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美国和丹麦高级官员14日在白宫就此举行会晤，但双方仍然存在“根本性分歧”。 正如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所警告，这场风波的核心已超出领土归属，上升至捍卫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高度。它关乎一个根本原则之争：“如果美国选择攻击另一个北约国家，一切都将停止，包括北约和二战后提供的安全。”这场围绕世界第一大岛展开的博弈，不仅考验着北约的团结，更在重新定义21世纪盟友关系的边界与底线。 14日， 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外交和研究部长莫茨费尔特，在白宫会见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鲁比奥。据丹麦官员事后披露，美方在会谈中姿态强硬，以“战略安全”和“控制关键节点”为由，直接提及了改变格陵兰岛未来地位的可能性。这一立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无论难易都要得到格陵兰岛”的言论一脉相承，凸显了华盛顿不惜代价实现目标的决心。 面对美方的巨大压力，拉斯穆森明确指出，双方存在“根本分歧”。尽管双方同意成立一个“高层工作组”以继续沟通，但丹麦方面坚持工作组的沟通必须建立在“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合作不再基于模糊的“默认互信”，而是基于明确划定的、不可逾越的领土主权底线的立场，拒绝在主权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 此次会晤的直接后果，是完全打破了此前美欧之间关于此议题尚属“可控分歧”的局面。当外交斡旋的空间被极限压缩后，欧洲的反应迅速从言语警告转向果断的军事行动。就在白宫会晤当天，丹麦国防部便宣布，立即加强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包括派遣巡逻力量，并明确邀请盟友参与军演。丹麦国防大臣波尔森将此举定义为“对北极地区安全挑战的明确回应”，将防御姿态公开化。 丹麦的邀请得到盟友的迅即响应。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等国，通过官方渠道或向媒体证实，将派遣联络官或参与联合安全框架，以示团结：瑞典军官于14日率先抵达；德国派遣由13人组成的侦察小组；挪威则象征性地派出2名军官。 尽管规模微小，但这场军演的政治意义远超军事意义，属于“绊索式力量”。格陵兰岛的冰原上被安置了“不可触碰”的盟军士兵，迫使华盛顿意识到，任何针对格陵兰岛主权的单边接管，都可能演变为与多个北约盟友的直接冲突。上述国家用实际行动表明，格陵兰岛的安全并非丹麦一国之事，而是欧洲集体利益所在。 这一系列部署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其威慑和防御的目标并非来自同盟之外。这引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当盟友开始用军事部署来回应盟友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此次多国协同的核心特征，使其在冷战后的军事外交史上显得尤为独特，因为其目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外部威胁，而是一种针对盟友政策不确定性的“防御性部署”。这一概念的出现，本身就揭示了跨大西洋联盟内部信任结构的深刻变化。 欧洲此举的战略意图并非要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这在实力上既不可能也无意义。其真正目的，是通过一种事实性的多边军事存在，为同盟内部的行为准则划出一条物理和政治红线。这或许不会构成军事上的障碍，但会极大地增加华盛顿的政治成本和外交复杂性，迫使其任何决策都必须考虑对整个联盟的冲击。 这无疑是冷战结束以来极为罕见的一幕。北约的军事协同机制，其设计初衷是为了在波罗的海或东欧平原上威慑外部对手，如今却被创造性地用于在格陵兰岛的冰原上，为盟友之间的行为划定政治边界。这标志着联盟的防御逻辑从“一致对外”，转向了包含了“风险对内”的新阶段。当一个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开始被用于内部“风险管理”时，这清晰地表明，联盟成员之间默认的、无条件的信任已经瓦解。 这一事件深刻地揭示了当前跨大西洋裂痕的真实形态。它并非完全的决裂，而是一种新型的、带有明确前提条件的合作模式的开始，从而引向了对“红线化合作”时代的思考。 首先，这标志着从“信任驱动”到“红线驱动”的新型合作模式的诞生。美欧关系正从过去基于共同价值观和战略默契的“信任驱动”模式，转变为一种“红线驱动”的新形态。合作虽然仍在诸多领域继续，但如今合作的边界需要通过可见、可核查的行动来不断确认和强制执行。 其次，此事件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它揭示了当今跨大西洋联盟的脆弱性与可塑性。当盟友开始需要用军事存在这种最硬核的手段，来回应彼此间的政治不确定性时，联盟本身就不再是铁板一块的静态结构，而是一个需要成员国不断进行边界确认和利益博弈的动态框架。每一次内部危机，都在重新协商和定义这个框架的规则。 大国竞争全面外溢、国际规则备受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当强权政治逻辑渗透到联盟内部时，如何有效划定和捍卫这些无形的边界，将成为决定国际秩序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 （作者分别系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包玉刚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