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26日报道中美关系正身处“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夹缝之中，两国力求将二者全都规避，这一关键关系仍在持续演变中。 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美国则是一个在世界秩序中处在顶部的大国，这一地位经由持久稳步发展奠定根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以加强，又在苏联解体后依靠全球霸权进一步稳固。 “修昔底德陷阱”得名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曾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他认为，雅典势力稳步崛起令老牌霸权斯巴达心生忌惮，这就使得双方战事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金德尔伯格陷阱”则源于国际社会缺乏一个能够维护安全与全球稳定的领导者。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1929年全球金融崩溃之后发生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其原因在于英国已无力继续领导世界，而美国当时却不愿承担这一责任。由于缺乏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随之陷入瘫痪。这引发了经济大萧条，而这场萧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最终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2017年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提及“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用于阐释既定霸主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根据他的研究，自雅典与斯巴达冲突以来，在历史上发生的16起新兴大国与既定大国之间的竞争案例中，有12起最终付诸战争。 在我看来，有两个因素阻止了中美两国滑向常规战争：其一，两个核大国之间存在相互威慑；其二是中国秉持审慎态度，保持克制并避免局势升级。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日访华期间，“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再次被提及。这并非中方首次表达这一观点。中国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中国的崛起，而在于对这种崛起的恐惧。 迄今为止，我们尚能避免陷入涉及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但由于在关键问题上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金德尔伯格陷阱”反而构成了更为迫切的威胁。 当前日益积聚的种种风险是无法脱离以下背景去单独理解的，这些背景包括国际关系规则与准则所面临的信任侵蚀、国际机构内部治理能力的削弱、这些机构履行职能能力的衰退，以及地缘政治冲突规模的不断升级所发生的深远影响。 如今我们能看到诸多国际合作失利的实例，譬如应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威胁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类风险。 双重陷阱所带来的危险正日益加剧，其后果与代价绝非仅由相互竞争的大国来承担。事实上，大部分负面影响最终都落在了那些依赖体系稳定来促进贸易、融资并抵御外部冲击的贫穷国家身上。 在此形势下，危机频发造成严重的经济与社会损失也就不足为奇了。每当危机爆发，我们总会听到那句老生常谈：“每一场危机在带来困境的同时也会带来机遇。”然而，普通民众往往只能感受到前者，同时还会被劝慰说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不过是短暂且非刻意造成的附带影响。 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其1832年的著作《战争论》中说，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战争同样可以借助非军事手段打响。在这些非军事手段中，最具危害性的莫过于经济手段，其中包括贸易战、货币战、金融制裁、将供应链武器化以及对能源和关键技术的出口实施限制。 在一个割裂的世界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与冲突正不断升级，与此同时，那个日益陷入瘫痪的国际制度框架已无力化解各类争端，尤其是在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投资和技术被施加种种限制的贸易领域。 美国政治分析家爱德华·菲什曼阐释了“如何打一场经济战”，这也是他近期发表于美国《外交》双月刊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他指出，如今，那种相互合作的精神已然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日益严重的极化，阵营割裂，以及围绕各类关键命脉节点不断升级的紧张态势与冲突。 这些节点指的是由单一国家实施严密管控的领域或环节，该国甚至可能将其作为筹码，用来钳制那些缺乏便捷替代方案的竞争对手。此类命脉节点既可以是地理性的（如霍尔木兹海峡），也可以是经济性的（如将美元武器化），或是在争夺关键稀土矿产的博弈中操控供应链。 每当美国将其经济实力武器化时，其他国家便会争相寻求对策，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它们转向黄金及其他金融资产，或是采用替代性的支付系统。中国已为确保技术主权而采取各项举措。 通往国际稳定的道路并不在于遏制竞争，也不在于在国家竞逐中耗费精力去阻挠新兴大国的崛起，更不在于以新的全球霸权取代旧霸权，因为这极易造成权力真空，进而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相反，解决之道在于构建高效公正的多边体系，该体系须立足正当性并树立规则公信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出发点便是立足本土发展并加强区域合作。 此次特朗普访华，为中美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稳定窗口。经历高强度博弈后，双方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彼此既无法压倒对方，也难以承受关系失控的代价。此次会晤释放出的重要信号是，中美转向更务实的相处方式：通过元首外交恢复高层沟通，通过经贸议题寻找可落地的合作空间，通过危机管控降低战略误判。 对中国而言，这次元首会晤证明其已具备与美国平等互动并形成有效制约的能力。对美国而言，稳定对华关系也有助于缓解国内经济、能源和地缘政治压力。不过，台湾问题、高科技竞争和美国国内鹰派的挑战仍可能带来波折。 针对外界种种关切，《凤凰周刊》专访了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他指出，今年11月将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大坎”，届时关税休战延续与否、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对台军售是否落地等因素，都将决定两国关系的稳定局面能走多远。 《凤凰周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被外界视为中美关系重要节点，如何评价此次会晤中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双方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赵穗生：此次会晤中，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在相互尊重、相对平等的氛围中展开，并展现出一定的妥协与善意，凸显了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双方都希望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通过持续交流减少误判。 双方核心诉求涉及多个层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继续稳定中美关系。过去8年多，中美关系经历了断崖式下滑。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双方逐渐淡化大国对抗，更重视交易，尤其是经贸议题。特朗普避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包括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冲突，中国也乐见把大国竞争中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尤当贸易战的发生，让中美证明了彼此具备制约对方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战略稳定。 通过此次会晤，许多人认为，中方手中的牌比美国更多。中国证明其不仅可与美国平起平坐，也能对美国形成有效制约。特朗普这次访问的确具有历史性，不过，双方之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赵穗生：在事实层面，这种战略稳定关系从去年便开始形成。此次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是，双方都认同这种战略稳定符合两国利益。 这种战略稳定主要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双方都意识到谁也无法压倒对方，手中都有可以制约对方的筹码。美方的筹码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金融等领域；中方则主要依靠稀土和自身庞大的市场。双方都不愿承担对抗带来的损失，因此都有稳定关系的意愿。 第二，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都作出妥协，尤其是经贸问题。去年10月30日两国元首的釜山会晤成为重要标志。中方作出放开稀土、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市场、进口美国农产品、购买波音飞机和液化天然气等承诺；美方也作出相应让步，包括关税减让、H200芯片出口松绑，以及取消对中国船舶征收高额港口费等。双方也是在此之后确认举行此次北京峰会。 在特朗普看来，稳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避免挑战中国的红线和底线，尤其避免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他延后批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几乎没有谈到香港、新疆、西藏等意识形态议题，以及南海、日本等领土争端问题。 第三，这种稳定得益于双方高层沟通渠道的正常化，只要沟通机制持续存在，双方就有机会在突发问题上澄清彼此意图，减少误判。中方去年10月发布稀土相关条例后，美方非常紧张。幸好中方代表团当时赴华盛顿参会，与美方及时沟通，澄清了问题。 不过，中方强调的战略稳定以合作为主，其具体表述为“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种表述反映出中方对中美关系较为乐观。 总之，美国多以结果为导向，注重具体问题，中国更愿意建立一个战略框架和原则，从顶层出发进行谋划。双方均有共识，那就是中美不必成为朋友，但必须避免失控，各自谨慎管理竞争，控制风险。 值得指出的是，特朗普的个别表态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仍由鹰派主导，只是特朗普个人暂时压住了这些观点。 《凤凰周刊》：此次一大亮点是随行的工商界代表团，例如其成员黄仁勋、马斯克、库克等科技界大亨都表示看好中国久远发展与市场机遇。你如何看待中美未来在经贸和投资领域的合作与竞争？ 赵穗生：此次随访的高科技企业领袖人数较多，进一步证明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更加白热化。双方要了解对方，也要通过这些交流相互观察，同时保持自身领先地位，并相互利用对方市场。 但这一切都是以高科技竞争为主线展开的。特朗普认为美国人工智能（AI）比中国领先6到12个月，可中国发展势头迅猛，随时可能赶上。但中美两国在AI竞争上的路径不一样，美国强调基础能力，中国则更强调应用，这一点双方都很清楚。 未来，美国仍会在高科技领域制约中国，同时又不愿放弃中国市场。这两个方面本质上都服务于竞争，对中国开放市场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了解竞争对手、制约对方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这些企业家的随访也有建立关系的考量，不少企业的产品和财产链都与中国有着直接关系，随总统访华有助于提升自身的议价能力。 赵穗生：一个重要变化是双方高层交流渠道已恢复并趋于正常化。第一任期内，特朗普中断了大量高层交流。拜登时期虽试图恢复，但直到任期后期才有所改善。去年以来，两国领导人有过两次面对面会晤，并多次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保持沟通。特朗普也说，遇到问题可以通过通话解决。 特朗普个人层面的变化同样明显。第一任期时，他被党内对华鹰派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裹挟，尚未建立强大的个人权威。而今其个人权威已经重建，因而更能按照务实本色处理对外政策，更关注他看重的经贸与交易。 赵穗生：贸易休战只是阶段性安排，能否延续取决于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处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提到的产能过剩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而特朗普访华前，美国也已启动数个301调查。若调查认定中国存在所谓倾销或价格补贴，美国仍可能加征关税。此次峰会没有讨论延期的问题，因为本轮休战尚未截止，在这之前双方会保持沟通，再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延期。 赵穗生：此次访问后，中美关系的关键变量是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在国内面临多重压力：一是能源价格上升，带动食品、化肥、运输等生活成本上涨，而通胀高企也限制了降息空间。生活可负担性成为美国讨论最多、对中期选举最重要的问题。 二是伊朗战争迟迟无法结束，国会两党正在推动限制战争权力的决议，特朗普面临的国会压力或将进一步加大。伊朗虽遭受重创，但并未丧失还手能力，特朗普若想体面结束战争，难度正在上升。 对华议题虽然不会是中期选举的主轴，但其结果将深刻影响中美关系。如果共和党失去国会多数，特朗普将成为跛脚总统，未来施政空间将明显受限；届时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国会对华鹰派都将占据主导。 这些鹰派与特朗普的最大不同在于，特朗普更重视经贸利益和具体交易，鹰派则倾向于“既要又要”：既要在科技、市场和投资上限制中国，又要在意识形态、台湾和地缘政治问题上施压。这种模式更具对抗性，也更容易把中美关系重新推向紧张。 因此，当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阶段性的，不宜过早判断为全面回暖。过去8年，中美关系总体下行。现在的不同在于，双方恢复了较为顺畅的高层沟通。特朗普意识到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性。如果下半年两国元首能借G20、APEC等场合继续会面，并推动贸易休战延续，至少在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仍能维持稳定。 总之，今年11月将是一个关键节点，既关系到贸易休战是否延长，也关系到美国国内政治的走向。但即便回到鹰派主导的“既要又要”对华模式，两国关系预计也不会比过去更激烈。只不过，这种做法最终会伤及美国自身，所以美方预计还是会做出一些调整。但在调整前，中美关系将继续呈现周期性波动，不会直线下跌，也不会直线稳定或直线上升，而表现为稳定、波折、再稳定。 《凤凰周刊》：这次元首会晤中，台湾问题是重中之重。特朗普访华前，美方一方面继续推进对台军售，另一方面又释放希望稳定中美关系的信号。如何看待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这会对未来的台海局势发生何种影响？ 赵穗生：台湾问题上，特朗普这次受到中方表述影响较大。他过去对台湾问题了解并不深，加上自身个性强，不太容易被身边的幕僚影响。他在回程期间以及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的表态，反映出他当前对台湾问题的理解。 从中方角度来看，这可以被视为一次成功的沟通。特朗普把对台军售视为同中国谈判的筹码，也没有在是否保卫台湾问题上给出美国传统政界期待的承诺，而是以台湾距离美国遥远、与美国关系有限为由，释放出美国未必一定支持台湾的信号。 但美国政治结构和对华政策环境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几次表态就发生根本变化。尽管如此，我的乐观判断仍多于悲观判断。因为美国在伊朗、能源价格和国内政治压力下自顾不暇，实际干预台湾的能力有限。问题在于，美国许多政客和主流舆论尚未接受这一现实，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显得软弱，或停止对台军售，很难得到主流政客的支持。 此外，即便最新一轮对台军售落地，其中主要是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等防御性武器，仍需判断这些军售对台海力量平衡的实际影响。事实上，台湾购买的不少武器至今尚未交付，美国自身也受资金、库存和军工产能的限制。 《凤凰周刊》：近几年，美国国内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叙事不断扩展，许多原本属于商业、人文领域的问题都被纳入安全框架，例如中国制造的港口起重机被质疑会威胁美国港口安全，中国智能汽车也因数据收集能力受到安全调查，正常访问留学签证面临严苛审查等。越来越扩大的安全威胁论会如何影响双方关系？ 赵穗生：美国对华政策持久存在两个严重误判：一是夸大中国威胁，二是高估自身能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以及第二任期初期，这种倾向有所修正。他不像传统鹰派那样，把台湾、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挑战都视为必须全面对抗的威胁，但美国许多政客仍在放大中国对美国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后院”利益的影响。 例如，中国同古巴、巴拿马运河、拉美港口的关系，常被一些政客描述为在美国“后院”扩张影响力。一些正常的地方交流也遭遇“泛安全化”影响，比如中美协会推动美国13个农业州同中国地方交流，包括长江和密西西比对话、市长互访等，最近被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函追查是否违法。这说明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氛围下，即使一般交流，也可能被上升为国家安全“叙事”。 此次会晤后，不少美国人仍认为，美国可以在科技和意识形态上继续压制中国。事实上，美国已经不具备过去那种绝对能力。而对中国威胁的过度反应，以及对自身能力的高估，都会破坏战略稳定。 夸大“中国威胁”的背后，主要也是服务于选举。美国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政客需要找到“替罪羊”，中国是一个很方便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把日本当作经济问题的“替罪羊”，现在中国扮演了类似角色。这样一来，政治人物就可以声称自己能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并以此争取选票。 赵穗生：是的。特朗普的核心目标是经贸，也想留下政治遗产，尤其想调整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他认为，中国经济力量对“让美国经济再次伟大”非常重要。一方面是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同中国谈判来扭转过去美国在两国经济关系中“吃亏”的局面，让两国经济关系变得更有利于美国。 他希望让外界看到，自己能将同中国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且这种关系对美国经济有用，这才是对美国的未来负责。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更为务实。第二任期中，他更回归商人本色，个人权威也已建立，完全控制了共和党，因此更能按照务实、交易式逻辑处理外交政策。 例如《时代》周刊撰文说，特朗普“准确认识到，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在许多方面已成为美国真正的对等力量；因此，美国必须致力于确保与中国实现和平且更具成效的共存，而非一味推行那些日益难以为继的方案，试图去遏制和对抗这一世界主要强国”。 《华盛顿邮报》发文指出，“通过此次互动，见到了特朗普鲜为人知的一面。他表现得彬彬有礼，近乎恭顺，急切想要强调两人之间的私交。这是因为面对中国时，他已然领悟到一个事实，而华盛顿的许多人至今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中国拥有极其雄厚的力量，涵盖经济、科技、工业及军事等各个领域。” 问题在于，特朗普的务实路线和美国整体政治环境相左。美国国内的强硬派若对华施压仍会不断冲击他想要建立的对华稳定。 《凤凰周刊》：特朗普访华期间，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被纳入中美元首会晤议程。如何看待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潜在作用？ 赵穗生：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伊朗问题本不会成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但特朗普已深陷其中，伊朗因此成为访华期间的重要议题之一。不过，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商业互惠的基础上，即便美国希望中国施加影响，伊朗也未必会完全配合。 但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并不意味着其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更准确地说，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陷入困境后，因自身能力受限、局势棘手，才对中国抱有更高期待。 就伊朗问题本身而言，特朗普目前进退维谷。这是他这一任期中最大的败笔，其根源在于：既误判了美国自身和伊朗的能力，也受到身边错误信息的影响。 伊朗政府是一个神权政府，背后有一整套组织网络，也有一整套信仰和意识形态在支撑。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只要消灭几个头目，伊朗政权就会瓦解。伊朗和委内瑞拉不一样，很明显，特朗普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严重误判。 在决策层面，国务卿鲁比奥和副总统万斯起初反对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警告称“美海军难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特朗普下定决心后转向支持，这更多反映出他们对特朗普的顺从。特朗普的误判也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思有着很大关系，后者过于自负，经验不足，还解雇了军中一些有资历、能力的人。现在美国国务院、国安会中熟悉伊朗问题的专家不少遭到裁撤，因此削弱了正常决策机制的纠偏能力。 赵穗生：亚洲盟友会更担心，尤其是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因为它们对美国仍有较高期待和依赖，担心中美走近使其夹在中间，很难兼顾两边。 相比之下，欧盟国家和加拿大与特朗普政府的矛盾已呈公开化，对美国幻想减少，因此对中美关系稳定和交流增强不会过度担心，甚至可能乐见其成。它们同样希望改善对华关系，这些问题与中美交流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对于中美交流的增强，这些国家不会有太多负面感受或过度担心。（实习生朱若晚、方晨宇对本文亦有贡献）